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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那确是不够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奇比奥[5]的事例中看到。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全部史纪上都是一位罕有的人物;可是他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他,其原因不是别的,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他让自己的士兵享有同军纪不相容的更大的自由。为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被称作罗马军队的败坏者。[4]此处指1508年成立的康布雷联盟。由于威尼斯的扩张而失去领土的强国都联合起来剥夺威尼斯的大陆领地。联盟的成员包括法国、西班牙、教廷(朱利奥二世)和费拉拉等。斯巴达国王纳比德[1],抵御了全希腊人和一支罗马常胜军的围攻,保卫了他的国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们侵害;当危难降临他头上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不过是使少数人无能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经同他敌对的话,这就不够了。对于我的这条见解,谁都不要拿一句陈腐的谚语:“以人民为基础,譬如筑室于泥沙”来进行反驳。因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深信当自己受敌人或者官吏压迫的时候人民将会解救自己,那末这句谚语是中肯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同罗马的格拉奇[2]和佛罗伦萨的乔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样,他往往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世界赌博网“Resdura,etregninovitasmetaliacoguntmoliri,etlatefinescustodetueri。”

世界赌博网过惯了自由生活的话,那末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灭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期地归属于法国了[3],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成混然一体了。[21]皮奥姆比诺(Piombino)的统治者是贾科莫·德·阿皮亚诺(Giacomod'Appiano),雇佣军队长。[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我想,任何人只要考虑以上论述就会了解到:上述的皇帝们灭亡的原因或者是仇恨,或者是轻蔑;并且还会认识到:在那些皇帝当中若干人是这样子行动,若干人的行动则与之相反,但是在每一类行动中,只有一个人获得幸福的结果,而其余的人则不幸以终。因为对于同是新君主的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说来,想要模仿那个根据继承权世袭王位的马尔科,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要吃亏的。同样地,对于卡拉卡拉、科姆莫多、马西米诺说来,想要模仿塞韦罗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追踪塞韦罗。[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4]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世界赌博网现在谁要是仔细研究塞韦罗的行为的话,就会察觉塞韦罗既是一头最凶猛的狮子又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并且还会发觉他受到每个人的敬畏,同时军人并不憎恨他。他作为一个新人物,却能够很好地保持这个帝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享有的最高的声誉,使他能够始终抵消人民由于他的掠夺行为可能产生的憎恨。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在意大利丧失了他们的国家的那些统治者,象那波利国王、米兰公爵[1]以及其他的人们,我们在他们身上首先发现,由于上面已经详述的原因,他们的军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其次,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被人民敌视,或者是,尽管人民对他们友善,他们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免于贵族为患。君主们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持一支作战的军队,他们就不会丧失他们的国家。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的;可是,为着能够进行战争,后来他就不考虑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进行了许多场战争,而没有向属民征收特别的赋税,就是因为他依靠长时期节约之所得,供他的额外支出。当代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这样多的鸿图伟业了。[10]卡尔米纽奥拉(Carmignuola,1390—1432),名弗朗切斯科·布索内(FrancescoBussone),后来成为卡尔马尼约拉的伯爵(ContediCarmagnola),起初为米兰服务,后转而为威尼斯服务,是马克洛迪奥战役的胜利者,1432年以背叛罪被处决于威尼斯。

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26]纳贡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冈国王费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2]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

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5]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7]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世界赌博网[10]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PublioElvioPertinace),罗马皇帝(193年),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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